維持現狀或生產當地語系化?

疫情衝擊下,

全球供應鏈大概率將收縮





資料來源: 原子智庫-騰訊新聞  / 作者何帆 朱鶴  

全球供應鏈演化至今,主要有三個驅動力量:互聯網技術出現對資訊傳遞效率的快速提升、國際局勢緩解給中國加入全球化提供了機會,以及股東利益至上的經營理念驅使美國向外轉移製造業。


中國無疑是幸運的,更是全球供應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和本地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大,重大的技術變革又遲遲未能出現,全球供應鏈的擴張和深化遇到了現實瓶頸。始於2017年的中美貿易摩擦,更是直接關係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不少人擔憂,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會弱化,甚至被其他新興經濟體替代。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這種擔憂。


短期對全球供應鏈有實質性影響

短期來看,在疫情衝擊下,中國會同時受到來自全球供應鏈供需兩方面的壓力。


供給方面,中國的中間品進口會受到影響,國內企業的實際生產進程會受到制約。按照BEC對貿易品的大類區分,中國進口規模中的中間品進口占比約為76%,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國家層面,中間品進口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或地區,前十名累計占比57%,僅美日韓三國占比就達到25%;行業層面,中間品進口最多的行業是電子通訊和設備製造業。


需求方面,疫情在全球範圍蔓延導致主要國家加強防控措施,經濟活動受到抑制,中國的外需會受到直接影響。發達國家大多以第三產業為主,消費占GDP的比重更高,限制人員流動和關閉公共區域會對其經濟造成更大的衝擊。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發達國家需求下降意味著外需下降,國內經濟壓力自然增加。在部分產業中,有些發達國家和中國在生產和消費環節的聯繫非常緊密。如電子產業中,以中日韓為核心形成了東亞生產體系;汽車產業中,德國對中國的終端需求依賴度較高。

事實上,真正可能出現重大問題的,是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利用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全民健康覆蓋指數(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簡稱UHC指數)來衡量各國的基礎醫療能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資料,中國的UHC指數大概是79。如果以此作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點,那麼除中國以外,所有UHC值不超過79的國家的貿易規模總和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約30%,這些國家在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大約是35%。也就是說,中國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或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妥善應對疫情。這些國家一旦出現問題,會讓中國的外需變得更加疲弱。


綜上可知,疫情會在短期內對全球供應鏈和中國帶來實質性影響。但是,疫情總會過去。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疫情會不會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基本邏輯


疫情衝擊過後,未來全球供應鏈的演化路徑無非是兩種可能性:維持當前的格局;或者是供應鏈縮短並變得更加當地化。


第一種情景下,疫情衝擊只是短暫擾動,隨著全球經濟活動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全球供應鏈依然沿著產品內分工的路徑不斷深化。跨國企業依然是基於效率原則,繼續在全球尋找綜合成本窪地和市場潛力最大的地區,並為此進行投資佈局。


第二種情景下,疫情衝擊會讓國家和企業更加重視生產當地語系化,同時降低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度。跨國企業會提高供應鏈的多元化,儘量降低對單一經濟體的依賴。這實際上是在用生產效率換取生產的穩定性。


我們無法確知未來會朝著那種情景演化,但可以大致給出不同情景發生的基本條件,並對這種條件進行分析。


如果全球供應鏈想要依然保持當前的格局,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跨國企業依然堅持效率原則,並據此選擇綜合成本更低的生產方式以及實現自己的全球化。第二,國家間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互信,至少沒有出現持續惡化趨勢。


目前來看,國家之間戰略互信不斷減弱,已經是近幾年的事實。即使沒有新冠疫情,全球供應鏈也會因此面臨收縮的壓力。這增加了第二種情景發生的概率。如果跨國企業會出於政治壓力或生產穩定的考慮,增加供應鏈的當地語系化程度,同時減少生產外包,那麼全球供應鏈收縮的程度會更大。


因此,我們認為第二種情景發生的概率相對更高,程度取決於跨國企業如何權衡生產效率和生產穩定性。在這種情景下,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我們認為這種影響仍在可控範圍之內。


一方面,對製造業而言,效率依然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本,降低生產成本是提高效率的關鍵手段。然而,多數產品要想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只能依靠規模。在規模不足的前提下,單純依靠技術水準來降低生產成本很不現實,因為技術背後的資本投入本身就會提高平均生產成本,而生產規模卻能降低平均成本。



我們按照技術密集度把中國出口的產品分成4類,那麼當前中國出口最多的是中低技術密集度和中高技術密集度的產品。這兩類產品的生產大多具有規模效應,經過我們的測算,中國在這兩類產品的出口規模要高於全球主要的10個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之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另一方面,全球供應鏈可能出現的變化,並沒有違背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基本邏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低技術密集度的產品占比基本與之相當,而中低技術密集度產品占中國出口的比重依然偏高,未來是向外轉移的重點領域。同時,高技術密集度的產品還有很大的提升潛力。

如果用技術密集度來間接衡量產業轉移的難度,那麼顯然中低技術密集度產品向外轉移的潛在空間最大,同時難度較低,可行性更高。未來,無論這些產品生產是回流到發達經濟體內還是去往其他經濟體,其實是中國產業升級的直接結果。而對於高技術密集度產品來說,當前國內生產本就不足,有很大提升的潛力,未來繼續增加國內的生產份額本就是產業升級的需要,不單單只是為了應對全球供應鏈收縮。


面對新的挑戰,中國應多管齊下,化解短期挑戰,順應長期趨勢,化危機為轉機,促進中國製造業升級。


第一,加強宏觀政策力度,彌補外需缺口。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中央財政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適時突破3%的赤字率紅線。加強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穩定地方政府的財政預期。貨幣政策應積極配合,逐次降低各類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水準,引導市場利率繼續下行。


第二,發揮產業政策,重點佈局供應鏈核心節點。電子通信和設備製造業應作為產業政策發力的重點領域,鼓勵國內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彌補上游產品的原材料生產環節缺口。


第三,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投入。在智慧財產權、技術保護等外資關注的領域加強立法、嚴格執法。堅持市場主體平等和競爭中性原則,穩定外資預期。


第四,優化對外投資佈局,提升供應鏈的區域化程度。將亞洲生產體系作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區域,重點考慮區域範圍內在勞動力和資源稟賦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經濟體。